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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读书笔记」《家族、土地与祖先

来源:互联网添加时间:2020/06/05 点击:

这是本月我认真通读全本的一本书。本书突破以往西方学界强调政治史和思想史的研究范式,从全球史的视角考察了1550至1949年近四个世纪中国社会在经济基础、社会形态和精神信仰层面的巨变,呈现了该领域新的研究成果。作者易劳逸((Lioyd E.Eastman)),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历史系教授,著名汉学家,曾师从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研究中国史。

在这本书中,作者的眼光不再局限于19世纪和20世纪,而是上溯到16世纪,在长时段、全球史的视野下重新审视了近现代中国历史演进的历史逻辑。作者认为,理解中国社会近代化变迁的最核心的两大要素,就是人口的迅速增长和经济的商品化,就人口而言,四百多年间,中国人口增长了六倍,而人均耕地仅为之前的三分之二;这种人口的增长,也是推动经济的商品化的重要因素,随之而来的城市化、产业非农化和近代化,都与此密切相关。而围绕人口增长和经济商品化这两大要素,作者从容而详细地展开了对于中国社会各个方面近代化变迁进程的论述,包括新阶层的出现、新行业和新经济类型的出现、社会结构的变化等等。本书的论述内容,主要基于社会经济史和社会文化史这两个层面

作者指出,近现代中国的历史演进有与西方的碰撞的原因,但更主要的原因还是中国内部因素发展变化的结果,所以作者说:“永远也不要再说帝制时代晚期的中国社会处于停滞状态,是一个'永恒停滞'的国家了。”早在16世纪中国社会就开启了具有近现代化社会特征的转变。“这个时代标志着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独特历史阶段的开端,也正是从这个时代开始,中国的经济领域开启了商品化和货币化进程,对外贸易得以发展,传统社会阶层划分被打破,民众书写能力得以普及,人口得到迅速增长,这一切在接下来的两百年及更长时段里极大地改变了整个帝国的社会面貌。”中国社会自16世纪以来越来越明晰的商品化、货币化和城镇化进程,发展到19世纪中期已成为推动中国社会结构发生本质变化的重要力量,这深刻改变了世代生活在村落里的人们的生活和生产。

作者强调,中国社会在现代化早期的“变”虽有重要意义,但是相对于中国社会过去百年间发生的技术、机构和政治变迁,其传统社会文化方面的特性却几乎没有发生变化。比如作为“中国社会秩序战略核心”的家庭主义仍旧盛行。中国人社会行为的三大特点,即强调社会等级和身份、重视“关系”和“要面子”直至今天这些依然是中国人的显著国民性。书中关于中国社会的常与变的分析与马克斯·韦伯、李约瑟、费孝通等人的研究形成了言之有物的对话,是一部了解中国近世史的一部上乘之作。

本书采取专题的方式,分列十章,每个章节集中探讨中国近代化历程中一个重要的专门性问题,这些专题组合在一起,足可勾勒中国社会近代化进程的全貌。

在这10章中,作者运用充分的史料,分析了一些颇有意义的问题:为什么中国人口在1400年之后,特别是在18世纪能够实现如此快速的增长?18世纪中国人口的快速增长为何最终也没有落入“马尔萨斯陷阱”?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在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方面为何会有显著差异?导致近代中国农民贫困化的因素究竟是剥削还是人口过剩和技术落后?清代统治者为什么在对商人和商业的态度上出现了支持、压榨和冷漠这种自相矛盾的政策?在充满变革的16世纪至18世纪,中国社会为什么最终没能走上工业化道路?为什么中国在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的经济变革和机遇中反应如此之慢?中国近代民族工业发展面临困境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为什么明治维新以后中国的工业化进程被日本落下了太远的距离?帝国主义是否应该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缓慢负责?

对于这一些系列问题的解读,作者并非都有标新立异的观点,而更多的是尽可能从更加全面的视角挖掘历史现象背后的多重因素。通过对这些问题的解读,我们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变迁将会有一个更为全面和清晰的认识。对于中学历史教师而言,这本书也可以作为备课的重要素材,其中不少史料和观点也都可以作为课堂延伸或命制试题的资源,值得一读!

本书中,叶嘉莹先生从自己在不同年龄阶段读李商隐诗歌的感受出发,分享了李商隐的诗对自己人生的影响,同时结合李商隐坎坷的人生故事,对其诗歌进行了深刻的解读。

本书的主体部分的六讲内容为叶嘉莹先生2013年在加拿大西门菲莎大学所作李商隐系列讲座的整理稿。通读全书,给人印象最深的是“李商隐其实是在唐朝的诗人里边最能够得到杜甫的神髓的”这句话。以往我对于李商隐的认识,基本上都局限于《锦瑟》这首诗以及“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等名句,很难将其诗与杜甫的现实主义相联系。而实际上,李商隐一生也写了很多讽刺诗,与时政的联系相当紧密。

李商隐生在中唐以后,经过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经历过唐朝历史上著名的“甘露之变”,一生都是辗转在幕府之中。他有理想,有才干,在求仕道路上也曾“行卷”(考试前将自己平时习作的优秀诗文送给有地位的人以求推荐)以期改变人生。后来受到令狐楚赏识并考上科举后,就作了一首长诗《行次西郊一百韵》。这是一首长篇政治诗,对唐王朝开国以来盛衰历史,以及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问题的全方位考察与思考,揭露了唐王朝内部各种腐败现象,体现了诗人的政治敏感和忧国忧民。这首诗与杜甫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颇有相似之处。因此,叶嘉莹先生评论说:“两个人真正在骨子里边、内心深处,是有相同、相似之处的。”

李商隐在中国古代诗人中是最善于用象喻的大家,对其诗的解读不能只按表面的、现实上的意义来解释。叶嘉莹先生指出,李商隐的很多关注现实的诗都带着神话色彩,如果不知道其历史背景,它就是一个美丽的神话。因此,叶先生结合李商隐的个人经历和时代背景,通过对典故的挖掘和理解,对李商隐的很多首经典诗进行了精彩的解读与分析。更让人佩服的是,叶先生也强调,在诗词的解读中关于典故的解读和阐发也容易陷入“牵强比附”的陷阱,要养成分别、辨析的能力。

叶嘉莹先生在书中也运用了西方的美学理论对李商隐的诗进行了阐释,如汉斯·罗伯特·姚斯(Hans Robert Jauss)在《关于接受美学》(Toward an Aesthetic of Reception)中提出的阅读三层次(美感的感知性的阅读、反思的说明性的阅读、历史性的阅读)理论。运用西方文化理论来解读中国诗词,会给人一种全新的视角,但我总感觉不如中国文化视角的解读更容易引发共鸣。

叶嘉莹先生在书中还有一些精彩的观点:“当你读一首诗、一首词的时候,不只读出了作者的原意,而且在你的内心之中产生了一种新的感动,这是非常微妙的一件事情,这是读诗或欣赏词的一个很高的境界。”“读诗的好处就是使仁心不死。”

这本书最大的遗憾就是重复严重,有些内容重复了三四次之多,甚至有动辙长达数页篇幅的重复内容。全书250页,只有一半的内容是讲座的整理稿,剩下一半的附录内容与前半部分的重复度极高,明显是为了凑页数、提价格而做的。这本书可是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作为中国最高等学府下的出版社,居然如此消费叶嘉莹这个金字招牌,令人无奈和无语。